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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九一八”后日本军部打压本国媒体

admin   2019-02-11 18:19   来源:未知 关闭窗口

  日本航拍北大营驻军情况,当时军部不许媒体公开。1931年,日本媒体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受到军部严格审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崔开远画)日本随军记者(戴袖标者)采访柳条湖爆炸事件。研究者发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国内媒体经常发出反对战争的声音。“九一八”事变后,反战学者受到人身威胁

  研究者发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国内媒体经常发出反对战争的声音。“九一八”事变后,反战学者受到人身威胁,被认为“叛国”;发出反战声音的媒体经常被干扰,批判性言论受到压制。极少数有反战意识的媒体被军部暴力裹挟,因此日本国内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侵略有理”。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就多次公开挑衅,蓄意制造冲突,煽动战争情绪。日本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和中佐石原莞尔等人在东北各地连续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实地探查东北地形,组织模拟军事对抗。日本军部还特别批准将两门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由日本神户秘密运到沈阳,隐蔽地安装在沈阳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内。

  对于这一切,日本媒体有清醒的认识。1931年9月17日,《朝日新闻》刊登高原操的文章《满蒙权益的维护,关于若槻首相的讲话》:“在近日来,关于满蒙问题的争论逐渐激化之际,要善导军部的昂奋势头,以免军部发生意外脱轨行为……于盲目乱撞导致败落,日本的命运将会是其中之一。”正如高原所预言,由于关东军、军部的一意孤行,第二天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由此开始走上全面战争的不归路。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媒体曾经发出过警惕军国主义的声音。对此,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长期研究近代日本大众传媒史的安平博士认为,通过对外战争夺取生存空间的狂热遮蔽了这些相对理性的声音,特别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一连串的对外战争胜利,更是助长了日本军部不惜一切代价地执行防卫“主权线”(指日本本土)、保护“利益线”(与日本利益相关的外国及海域)的立国路线。

  “在我满铁铁路,文官屯、虎石台中间一点柳条沟处,一个地点上,大约300名兵安置了强力的炸弹,爆破了我满铁线一段。突发这件大事的同时,受到兵猛烈攻击的我方所属于满铁守备队的监视兵及时报告虎石台驻屯的河岛中队长,河岛中队长马上率兵乘军用列车迅速到达现场。这时粗暴的兵向守备队猛烈开炮。于是,奉天驻在的全体日本兵下达总动员令。”

  这段文字来自1931年9月19日《大阪朝日新闻》推出的号外。这篇报道中,日军不仅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说我方破坏铁路,还编造了我方猛烈袭击日军满铁守备队的消息,用欺骗日本国民的嘴脸可见一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绝大多数日本媒体开始和军部一个声音说话,对事变歪曲报道,强硬地支持军部,而且变本加厉地充当了侵略战争的宣传武器。不过,还是有一小部分媒体和学者反对侵略战争,只是这种声音非常微弱,并且遭到了残酷的压制和打击。”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安平博士说。

  在为数不多的反对声中,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横田喜三郎十分突出。1931年10月5日,他在《帝国大学新闻》上发表《九一八事变与国际联盟》,其中写道:“日本军仅以数米的铁道爆破为由占领了南满洲的大多数要地,在军部的独断专行之下,将事态扩大到从朝鲜越境出兵中国。从铁道爆破、发生冲突开始仅仅六小时内就占领了北边的四百公里,南面营口的两百公里,这到底属不属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呢?而且,占领基本上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实施的。就算最初的冲突是自卫行为,之后所有的行为也靠自卫权行使能说得通吗?”

  横田还以《应该不健康的举国一致》为题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我想作为裁判官来评论一下。军部说为了在中国之前抢占先机,所以是没办法的。但是我想问的是:难道因此就可以践踏国际法吗?”

  横田的批判遭到了日本右翼团体和右翼报纸的猛烈攻击。右翼媒体《日本》1931年10月30日以《因害怕而逃跑的帝国大学的教授,毒笔之主的横田喜三郎逃往满洲,当局批判之声震耳》和《爱国人士激愤:“快快埋葬那以学府为巢、引用言论、对华猛烈反向宣传的”》为大标题指责其行为:“在这国内的一切纷争都已经止息、举国一致的紧急时刻,身为国立帝国大学教授的公职人员竟然以浅薄的根据和居心叵测的意图发表一些奇谈怪论来干涉皇军的行动,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叛国大罪。”

  此后,横田的住处出现很多带有“卖”“胡作非为的,死心吧”字样的威胁信件。1931年10月中旬,横田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回国的时候,他将上岸地点从神户改成长崎,还等了一段时间后才回到东京。

  “这个举国一致内阁的真实面目就是以军阀为中心,在此基础上政党再参与的。事变以来军阀相当得意。仔细看看,难道不是陆军实际代表了国家吗?虽然名为政党内阁,但实质上是军阀内阁。”1931年10月14日和15日,日本仙台的《河北新报》连载了《举国一致内阁的真实面目》文章来批评当时的日本政局。该文章彻底惹恼了军部,仙台联队司令官带着县特高课的和宪兵冲进了《河北新报》总部,将一力次郎社长视为“诽谤军部的人”并提出,威胁说将成立“不买同盟”该报。

  战后曾担任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此时在东洋经济新报社任职,他在1931年2月14日《整个国家都处在非法化中》表现出沉重的忧虑:“不仅是议会,社会全体的非法化才更严重。”之后,石桥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他继续在《满蒙问题解决的根本方针是什么》中分两次论述了“满蒙放弃论”,大声地向国民提问:“难道放弃了满蒙,我们国家就真的会灭亡吗?”

  关于石桥湛山的言论,安平认为,其核心是反对日本对外军事扩张,出发点也并非单纯地出于道德和人道主义,而是站在功利主义立场,通过协调国际关系以获得日本更长远的国家利益,但这一主张最后被湮没在狂热扩张的社会氛围里。

  此外,日本还发生了多起记者被刺杀的情况:1934年,《时事新报》记者被法西斯暴徒刺杀;同年4月,《朝日新闻》编辑总务铃木文四郎被刺重伤;1935年2月,《读卖新闻》社长被刺伤;1936年2月“二二六”事件中,朝日新闻社遭到法西斯暴徒袭击。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大阪每日新闻社派出记者野中成章赶赴沈阳等地进行采访报道。回国之后,野中多次对朋友讲:“铁道破坏似乎是日本军以炸弹自己爆破而嫁祸于方面,从而占领兵营。”由于与报道之间的严重偏差,野中记者“感到极其无聊,终已无法认真工作,便不待社命既已归来”。当时,日本曾派出大量记者随军或在“九一八”事变后来到中国,他们也不可能不了解事实线年代,日本新闻审查转入了以治安维持法体制和特高课体制为核心的‘特高检查体制’,标志着新闻管制向法西斯新闻管制转变。”安平说,日本在全国建立特高网,在各厅县府道设立特高课,每月发行《出版报》。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时,就紧急制止媒体“刊载残杀尸体状况,渲染残虐程度”的真实报道。“皇姑屯事件”发生后,陆军强硬要求“不能动摇日本在满洲的基础”“发表将对国家有害”,禁止媒体报道“日本人所作所为的”。

  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编写的《出版概观》书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去年秋天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的事态极为重大。如果由于新闻报道而泄露了军事上的机密,使我国外交关系恶化的话,就可能会给国运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做到对报道监管的完美无缺。”这个文件正是日本严格钳制反战,掩盖“九一八”事变的铁证。

  同时,受陆军部控制的地方司令部、在乡军人会也加入监视报纸、杂志队伍中,宪兵队严格执行执笔者的身份调查和上门访问制度,借此施加压力。高压政策下,日本绝大多数的报纸都以军部发表的言论为基调,对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失实报道。

  电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中有这样的镜头,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损失了4艘大型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332架飞机,打了大败仗。《东京日报》刊登号外竟称“美国航母被击沉,损失飞机200架,我方舰队受到轻微损失”。另据记载,中途岛之战后,日本电台播放了响亮的海军曲,并宣称日本已成为“太平洋上的最强国”。这些足见当时日本媒体已经丧失基本的判断和起码的自主性。

  “编写细致的战胜新闻、组织虚假的欺骗性宣传,甚至直接参与战争动员。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媒体将自己绑在对外扩张的疯狂战车上,成为战争机器上的工具。”安平说。